诗，最后的信

中国古代诗歌是一种信。比如许多诗歌的题目经常是有寄、寄某某等。这个信不只是信件的信，更是口信的信、信任的信。信起初是一个动词。信而任之，诗是一种信物，因此是可以用来“有赠”的。我很少在西方诗歌里发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类似的，一般也是“献给×”。献与信完全不同，献是一种隔离，死亡，把诗作为牺牲、祭物、东西，而信是一种联系，去与信任者融为一体。信而放任之、依赖之、通过诗把人们联系起来，这是最高的信。这种信是将彼此的存在联系起来。

在汉语中，语言就是信之所在，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歌是最高的信，因为它是存在之信的典范，形而上之信。信仰，信而仰之，这就是诗。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

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沙丘城下寄杜甫》（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春日忆李白》（杜甫）

“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这是怎样的信啊！这种信以自然为象征。对朋友的信就是对大地的信。这种信是永恒的。

信是存在的证据。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也可以说，存在是诗的家，诗就是信，就是回家。存在就是信任，信就是去存在。

过去中国文盲比较普遍，文字就是信，人们请有文化的人写信，那是信任，识字那就是可信。素不相识的人委托识字的人帮他写信，把自己的心事、隐私、老底全告诉他，形成文字，成为证据，这是多么了不得的信，什么是敬惜字纸！那个代笔写字的人就是上帝。

我童年时代在昆明经常看见那些为人代笔的写字公公，那是信逐存在的时代。到1966年，所有的信都成为证据、老底、把柄。

信是存在的证据，如果以某个时代的真理、主义、是非来判断，它就是罪证。

遑论诗歌，现代诗人连信都很少写了，手迹越来越少，大家都害怕留下证据。

1957年报纸将胡风的私人信件登在第一版上。是中国历史的里程碑之一。那是中国之信被送上绞架的时刻。

人们再也不敢写，因为写作是一种信。虚构开始盛行，虚构不是信，与存在无关。50年代以来诗歌的缺席，虚构的颂歌盛行，就是因为信已经死亡。人们由于恐惧而迷信，又由于恐惧而怀疑一切。

诗是最后的信了。诗依然道法自然，诗歌的最高标准依然迷信天才。天才是技术无法制造的，技术可以克隆普遍的人，但无法克隆天才。天才就是不可知。诗人坚持着对不可知的信任。诗歌依然迷信自然，迷信言。但语的势力太强大，反自然的技术化的写作正在全面地统治语言。在西方，存在之诗只是在20世纪才由少数天才获得话语权，但它迅速被学院诗夺回。存在之诗从来没有领导过生活，只局限于少数天才读者。中国自古以来，存在之诗就是一种诗教。就是生活世界的领导，“有水井处，皆咏柳永词”就是诗歌领导着生活。诗就是信仰，就是对大地、生命、人生的信仰。

信仰已经缺席。当代诗歌基本上是不信的。存在之诗，信仰蜕化为真理、思想、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

语不是存在，是思的工具。

诗歌不再是信。而是解释、辩护、自恋狂们虚构的自圆其说。

诗不是信，而是发表。发表不是信。去信任，与发表是完全不同的。

发者，发射。繁体字是从弓。表，标准，发布去符合一个标准。揭发，显示。

信不是为了发表。信是去存在着，发是对存在的揭发、显示，存在是发表的对象。

在当代诗歌中，信隐匿，发表成为写作的目的。

信是让接受者获得存在。“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这是将朋友之情谊寄予永恒。

信是寄，寄就是託，託，托付。注意就是言字旁，把我的言托付给你。《论语》中用到寄这个字的时候，是非常重的。《论语·泰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

信是里面的，心底的。表是外，无心的。

表，表白、陈述、分类，它暗藏着自我辩解，解释的意思。发表就是不信，因此必须隐匿老底，公布于众。

发表导致诗必须是可以发表的东西。发表的载体可以不同，例如公开刊物、地下刊物，但可以发表，以某个表记为写作的表率已经开始了。这种写作不是把一切都豁出去的信，而是语言的功利游戏。所谓：“论难曰语。”

“献给X”不是心。是语词游戏。

“有寄”，寄的是心。

在我们时代，真正的诗是依然是信，信就是不怕诗成为证据、把柄。李白、杜甫的诗歌中充满着把柄，在1966年被郭沫若抓获，成为地主阶级诗人的证据。

不是反对发表。这种现代形式诗人无法避免，我的意思是为发表而写作与信有本质的区别。在古代，诗歌的传播不是发表，而是信（动词）的方式。信既是写作本身也是它发表的方式。在古代，信是自然而然的，在信已经丧失的当代，诗人的使命是，回到信，而不要顾及发表的后果。

在以发表为目的的写作中。“此在”已经缺席。这种写作完全没有任何把柄，在这方面海子的诗歌可以说是一个典范。这种写作完全建立在虚构之上，看不出在场者的任何蛛丝马迹。超越性的虚构，任何时代都抓不到这种诗歌的把柄，因为它完全不信任存在。

信任一个具体的细节、名字、时间都是危险的。它得接受释义的考验。而每一个时代对细节的解释是不一样的。

T.S.艾略特赞扬叶芝说：“在诗中说出自己的年龄是有意义的。将近用了半辈子时间才达到词语的随意性。”这个随意性，其实就是诗歌回到了信。

在上世纪的80年代，《他们》诗人的写作重建了汉语诗歌对日常生活的信任，在古代，这种信任是天然的，但在我们时代的诗人这里，这却是一种非凡的勇气。

1985年6月，在昆明青年路一间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小屋中，我写下《尚义街六号》，描述了我青年时代的生活，我的朋友们。

尚义街六号

尚义街六号

法国式的黄房子

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

喊一声 胯下就钻出戴眼镜的脑袋

隔壁的大厕所

天天清早排着长队

我们往往在黄昏光临

打开烟盒

打开嘴巴

打开灯

墙上钉着于坚的画

许多人不以为然

他们只认识凡高

老卡的衬衣 揉成一团抹布

我们用它拭手上的果汁

他在翻一本黄书

后来他恋爱了

常常双双来临

在这里吵架

在这里调情

有一天他们宣告分手

朋友们一阵轻松 很高兴

次日他又送来结婚的请柬

大家也衣冠楚楚 前去赴宴

桌上总是摊开朱小羊的手稿

那些字乱七八糟

这个杂种警察一样盯牢我们

面对那双红丝丝的眼睛

我们只好说得朦胧

像一首时髦的诗

李勃的拖鞋压着费嘉的皮鞋

他已经成名了 有一本蓝皮会员证

他常常躺在上边

告诉我们应当怎样穿鞋子

怎样小便 怎样洗短裤

怎样炒白菜 怎样睡觉 等等

八二年他从北京回来

外衣比过去深沉

他讲文坛内幕

口气像作协主席

茶水是老吴的 电表是老吴的

地板是老吴的 邻居是老吴的

媳妇是老吴的 胃舒平是老吴的

口痰烟头空气朋友 是老吴的

老吴的笔躲在抽桌里

很少露面

没有妓女的城市

童男子们老练地谈着女人

偶尔有裙子们进来

大家就扣好钮子

那年纪我们都渴望钻进一条裙子

又不肯弯下腰去

于坚还没有成名

每回都被教训

在一张旧报纸上

他写下许多意味深长的笔名

有一人大家都很怕他

他在某某处工作

“他来是有用心的，

我们什么也不要讲！”

有些日子天气不好

生活中经常倒霉

我们就攻击费嘉的近作

称朱小羊为大师

后来这只羊摸摸钱包

支支吾吾 闪烁其辞

八张嘴马上笑嘻嘻地站起

那是智慧的年代

许多谈话如果录音

可以出一本名著

那是热闹的年代

许多脸都在这里出现

今天你去城里问问

他们都大名鼎鼎

外面下着小雨

我们来到街上

空荡荡的公共厕所

他第一回独自使用

一些人结婚了

一些人成名了

一些人要到西部

老吴也要去西部

大家骂他硬充汉子

心中惶惶不安

吴文光 你走了

今晚我去哪里混饭

恩恩怨怨 吵吵嚷嚷

大家终于走散

剩下一片空地板

像一张空唱片 再也不响

在别的地方

我们常常提到尚义街六号

说是很多年后的一天

孩子们要来参观

这是一封信。

2006年12月9日星期六

（摘自于坚《还乡的可能性》，商务印书馆2013年2月第1版。）